对于每一个存在者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圣贤，其内涵呈现为两个层面：以虚无玄象来扬弃有心而确立起至极空虚之体。
从《乾凿度》到郑玄，对作为太极的淳和未分之气的理解，既是实体，也是动力，其自身生生不息，才能形成天地的生生不息。郑注云：地盖厚三万里，春分之时地正当中。
郑注：清轻者上为天，重浊者下为地。《月令》孔疏引郑玄说并解释道：如郑此言，则天是大虚，本无形体，但指诸星运转以为天耳。由此淳和未分之气，生天地、乾坤。《乾凿度》之外，《孝经钩命决》（以下简称《钩命决》）亦云： 天地未分之前，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，有太极，是为五运。而这一追溯，乃成为东汉时期宇宙生成论最核心的思想。
太初成气，是中国文明对天地生成的基本理解。正因如此，郑玄认同汉代的感生说，并为之做出了气学的论证。世界要和平发展，只能走和而不同这条路。
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（如烦琐化、形式化），但不足以抵消其辉煌，正宗地位并未动摇。事实证明，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，它是动力和助力。陈独秀倡言：要拥护那德先生（民主），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。假如这场运动成功，中华古典文化包括儒学的传承必将因汉字载体的消失而断裂，汉族有可能由此而分崩离析。
可是不出10年，亚洲金融风暴来临，它是西方经济模式内在弊端在亚洲的一次暴露。丁文江则认为科学万能，那些不能辨别事实真伪的主观的自以为玄妙的各种人生观，包括儒学，都是应当扫除的玄学。
第七，在西方文化话语下，出现了许多讨论儒学性质的话题，难以形成共识。他运用西方平等自由的理念提倡孔子的仁学，首标仁之新义：仁以通为第一义，把仁学引入现代文明的境界。儒学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中国历史上出现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：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进入。儒学教育已在体制内外展开，儿童读经活动在各地蓬勃进行，中华传统美德（主要是儒家八德：忠、孝、诚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）教育在民间和大中小学取得丰硕成果。
第四，在基督信仰话语下，儒学被认为是顺世的俗人伦理，缺乏宗教超越意识，不能为现代化提供动力。人们已经在承受文革造成的痛苦，又从反孔批儒运动中看到四人帮的不良用心和反人性的危害，接触到儒学仁者爱人、和为贵、中庸之道的思想，对儒学产生了亲近、认同之感，新的文化觉醒在逐渐出现。儒家的中和之道又称中庸之道，主张渐进改良，反对偏激行为。儒学必须进入课堂，又走出课堂，走进社会和人生，形成一支老、中、青、少前后相续的人才队伍，把传承和实践儒学的历史责任担当起来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流砥柱。
我们要抓住机遇，奋力开拓，少说空话，多做实事，团结更多的人，长期奋斗下去，路就会越走越宽。儒学进一步与当代市场经济、民主法制相结合，一方面克服自身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不强的弱点，另一方面弥补自由竞争和唯法主义所造成的不均、忘义、无德的弊病，促进经济伦理发育，提高社会公共关系道德化程度，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，使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平稳有序。
鲁迅认为：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，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。文革中反孔批儒的极左政治话语，随着文革的结束和被彻底否定而退出历史舞台，人们从四人帮身上看到了货真价实的封建糟粕，反衬出儒学的真价值，打破了反孔进步，尊孔倒退的流行多年的成见，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。
如果儒学是宗教，那么其性能又如何评价？从基督教的超越主义看，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同样具有超越精神，是一种高层次的思想文化。讲仁义道德，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。其时中华帝国出现汉唐盛世，国强民富，在世界上是一流大国，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。此论不仅是布留尔的翻版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其自虐竟到如此程度。天人一体的思想把自然界与人连为一个整体，视为一大生命，人的作用是赞天地之化育，是补天，不是征服自然。这样一来，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正功能大部分被否定掉了。
只有荀子、张载、王廷相、王夫之等人的哲学才是唯物主义正确思想路线，不过都不彻底，有唯心主义杂质。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论。
二是尊重他者，主张和谐。而西方文化的进入，情形有很大不同，不仅未能顺利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，相反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，差一点中断了文化的血脉。
儒学可以为当代人类提供什么新思想 西方文化为人类提供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理性等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，已为人类大多数所认可。表现在对外关系上，如孙中山所说：东方的文化是王道，西方的文化是霸道。
它所创建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管理模式及自由、平等、人权、理性等价值理念，使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获得很大的解放，由于这些优越性，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，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。至于前苏联教科书式的哲学话语，已被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视为教条而加以抛弃。他集中攻击专制主义和三纲说，认为其残害百姓，毫无人理，故要冲决君主、伦常之网罗，争取人性之解放。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出发，还是从世界文明转型的需要出发，历史上儒学有过的三纲五常形态中，三纲确已过时，五常仍不可弃。
但使用时不能抹杀中国文化的特点，否则将扭曲中华思想包括儒学。儒学将在促进世界和平中复兴，成为当代文明的一面旗帜。
建国以后，未停止过对儒学的讨伐，孔子成为反面教员。儒学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不断融合，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心区。
其三，西方文化出现了真正严重的危机。科学是必需的，科学万能却是错误的。
近有楚渔作《中国人的思维批判》一书，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落后，缺陷是模糊、混乱、僵化，导致中国人素质不高，造成近代落伍。由于中和之道影响深远，中国的崛起必然走和平的道路，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促和、调解的角色。美国哈佛学派学者列文森著有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，认为儒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庸，它能成就社会的长期稳定，但缺乏与现实的张力，因而也没有活力，不能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。诚如贺麟所说：西洋文化之输入，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，大关头。
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明，在美国长期占思想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仍然有很大市场，它习惯于用对抗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，而要改变这种思维惯性是不容易的。从苏联的宗教鸦片基石论看，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是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，是坏的需要否定的学说。
充实普世价值，提供天人一体、天下一家、和而不同等儒学的核心价值，使其成为普世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事实证明，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可以同步进行，学习外国与发扬传统能够互相结合，文化激进主义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。
自由主义只讲个体的权利，不讲社会的责任，在群己关系上有极大的片面性，也不符合人类进化的历史。理学与礼教则由于丧失仁爱精神和过度政治化，成为统治者禁锢人心、扼杀生机的工具，有识者斥之为以理杀人（戴震语），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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